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一些分析家就认为，这一美国秩序行将终结。21世纪带来权力分配的另一个变化，通常被描述为亚洲的崛起。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美国衰落的全新时期，或者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美国世纪的体制和联盟的攻击，会否被证明是另一次周期性衰落。关于这一切，我们可能要等到2029年才知道答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使得人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心怀疑虑。在最近的多次演讲和联合国投票中，他的政府与俄罗斯这个对和平邻邦乌克兰发动征服战争的侵略者站在一起；他的关税威胁引发对长期联盟和全球贸易体系未来的质疑，而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则削弱各类应对跨国威胁的合作。
一个美国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景，对世界秩序有着令人担忧的影响。不难想象，俄罗斯会趁机试图通过威胁或实际行使武力来主宰欧洲。即便美国的支持依然重要，欧洲也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团结，并为自身防务买单。同时，中国在亚洲很可能会更加独断专行，公开试图主导周边邻国。这些邻国肯定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国家和其他主要跨国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国家间稳定的权力分配、影响行为并使之合法化的各类规范，以及共同运作的机构。特定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不产生明显范式转变的情况下逐步演变。但如果主要大国的国内政治发生过于激烈的变化，上述的一切就都会被推翻。
由于国家间关系会自然地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因此秩序其实是个程度问题。在现代国家体系出现前，秩序往往是通过武力和征服强加的，以区域性帝国的形式呈现，比如中国和罗马（还有其他许多国家）。
强大帝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变动，与其说是规范和制度问题，不如说是地理问题。毗邻的罗马和帕提亚（Parthia，今伊朗周边）不时会爆发战争，而罗马、中国和那些中美洲帝国之间则不会。
帝国自身既依赖于硬实力，也依赖于软实力。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共同行为规范、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以及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维系在一起。罗马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共和国时期。后罗马时代的欧洲拥有以教皇制和王朝君主制形式存在的制度规范，这意味着领土的治理权经常会在无须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通过婚姻和家族联盟发生变更。战争往往基于王朝因素发动，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新教的兴起、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分裂，以及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宗教狂热和地缘政治野心引发了战争。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打破长期以来维持欧洲均势的君主制规范和传统约束。虽然拿破仑在败退莫斯科后，最终无望建立帝国，但他的军队抹除许多领土疆界，并产生好些新的国家，致使人们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首次认真尝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体系。
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协调”状态（Concert of Europe），在随后几十年里遭到一系列破坏，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革命。在这些动荡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发动多场战争来统一德国，使之在该地区占据强大的中心地位，这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体现。俾斯麦通过与俄国结盟，构建一个稳定秩序，直到1890年德皇将他罢免。
美国全球GDP占比没有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而后两者的失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随后成立的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标志着20世纪最重要的机构建设事件。由于美国是主导者，1945年后的时期被称为“美国世纪”。1991年冷战结束后，形成单极权力分配状态，使世贸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和巴黎气候协定等机构和体制得以建立或强化。
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一些分析家就认为，这一美国秩序行将终结。21世纪带来权力分配的另一个变化，通常被描述为亚洲的崛起（或更准确地说是复苏）。1800年时，亚洲占据世界经济中的最大份额，但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落后。与其他地区一样，亚洲也遭受西方军事和通信技术所催生的新帝国主义行径的影响。
如今，亚洲正在重拾它作为全球经济主要产出来源的地位。但它近期的进步，更多是以牺牲欧洲而非美国为代价的。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与1970年代一样，仍占据着四分之一。虽然中国大幅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却依然没有在经济、军事或结盟方面超越后者。
如果说国际秩序正在受到侵蚀，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中国的崛起都是成因。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美国衰落的全新时期，或者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美国世纪的体制和联盟的攻击，会否被证明是另一次周期性衰落。关于这一切，我们可能要等到2029年才知道答案。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英文原题：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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