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谈论复旦要削减文科以振工科的重大举措。此次改革下手之重，涉及范围之广，颠覆性之强，让社会各界震惊。
金氏改革重点有二：一是引进复旦素无传统的工科，削减传统优势的文科。这既顺应近年来的世界性趋势，也符合中国当前形势需要。经济上，最近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减少“无用的”文科成了当务之急；再者，中国日益面临西方技术封锁，发展容易被“卡脖子”的工科也是高层所热望。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对人文社科研究的管控日紧，无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学、法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等，都容易触碰敏感议题，这些意识形态上“不安全”的学科被砍，自然会让校方领导人松一口气。何况工科更容易量化出成果，金校长要想在任上让复旦的国际排名有所提升，推动工科建设更容易立竿见影。
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治理对象是“躺平”的教师，即用“准聘—长聘”制来实现数字化管理。按金校长的话，即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老师的大学”。因此，削减文科招生的比率没得商量，被开除出人民队伍的老师，以后也要顺从地紧跟校长的指挥棒。
一般校长，最关心的一是政绩，二是学校排名。传统文科院校都拖这两项指标的后腿，发展工科也就顺理成章。但与文科不同，发展工科要大把烧钱。海外的大学校长，一项主要责任是到处拉经费。文科基本不怎么花钱，中国的“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经费，五年也才8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4万7000新元），而工科，买一台设备就上千万元了。20年前，上海交大的陈进雇了个民工，买了块摩托罗拉的晶片再加上几张砂纸，就骗到了1亿1000多万元的工科经费。换成文科，可以养140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这么多钱，光利息就可以养活几十个“废物”文科教授，并改变某个具体文科的生态。
最近，复旦中文系陈尚君刚出版《唐五代诗全编》，这是他一个人花了40年编纂的逾1800万字的巨著。陈尚君为复旦所争的光，两三百年后还肯定会有人谈起。
要成立复旦大学的工科当然没问题，首要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的大学贫富分化极为严重，以网上公布的2024年中国大学预算来看，复旦排名第六。排在前面的除了北京大学外，全是工科强校。复旦比清华少了200亿元，比浙大少了150亿元，比上海交大少了100亿元。这还只是一年的差距。
复旦过去很少愿意把同处一个身位的浙大、上交放在眼里，总想着与清华、北大别苗头，但人家早用钱把复旦打败了。在中国当前政体下，处在首都的清北两校本身就有着接近政治权力中枢的优势。没有中枢权力的加持，又没有钱，复旦如何从无到有地兴建一个特别烧钱的学科？金校长想到的可能只有压缩传统优势的文科，但蚊子腿上的那点肉，哪里填得饱嗷嗷待哺的工科巨鳄的肠胃？把文科全撤了，文科教授身上榨出的可怜油水，也未必能点燃工科专业的熊熊高炉。
复旦远离北京，其实有它的好处，就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所谓“自由而无用”的复旦精神，既与海派商业文化传统有关，也是远离政治中心所致。作为复旦的校长，更应努力为教师与学生保持宽松的环境与难得的超然心态，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尤其可贵。更何况，中国的大学校长总想建世界一流，但哈佛强在人文、法律与商学；耶鲁强在政治学、艺术与法律；普林斯顿更不重视工程与应用科学，更别提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小规模、精英化的文理学院。拥有工科从来不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选项。在无法获得更多拨款的情况下，自损优势学科，去建烧钱的工科，无异一场输面巨大的豪赌，后果下注的人是否能承担？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