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其实有一个很有力的手段能提高公厕卫生水平——罚款，正如罚款能让人们在小贩中心用餐后自行归还托盘和餐具。只不过，唯有改变意识，才能长久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单是罚款。
过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后一直下意识地比较新加坡和日本的公共厕所，总觉得日本公厕就是比较香。
在本州最北端的大间崎，强烈的北风吹唤起生理需求。本不想光顾这个本州最北公厕，担心肮脏，岂料公厕虽老旧，却非常干净，而且暖和，让人想躲在里面不出来。
在宫古市的净土之滨，游客中心的公厕就像家里厕所般明亮干净。每个隔间有感应器，只要隔间里还有人在办事，隔间的灯光就会继续亮着。
在本州东北旅行的两个星期，所光顾的公厕都干净明亮且没有异味。几乎所有公厕的隔间都有消毒液，让人给马桶坐板消毒。这在后冠病疫情时代是让人安心的设施。在一个大道休息站，厕所洗手台放置了几瓶鲜花，有一丝花香；女厕外还有显示屏，显示哪个隔间没人。
回到新加坡后，就发现不管是购物中心还是公司的厕所，即使再干净，也难免有些难以消除的异味。小贩中心和咖啡店的公厕就更不用说了，似乎永远不可能干净。
平心而论，新加坡的公厕相比30年前已大有进步，但过去10多年似乎没什么提升，尤其是咖啡店和小贩中心的公厕。虽然冠病疫情期间开展“新加坡保洁运动”，但新加坡管理大学2023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人们一般认为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公厕的卫生水平没有比疫情前好，甚至更差了。
新加坡卫浴文化协会2000年代初推动“厕所革命”，一个使命是推动至少七成的新加坡公厕，卫生达到三星以上标准。2009年有403个公厕达三星或以上，2010年有540个，去年有1070个。2010年，新加坡有3万5000个公厕，现在应该只增没减，所以本地去年达三星水平的公厕还不到3%。新加坡公厕的卫生水平是以龟速提升的。
当然，日本的公厕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干净的，日本人也经历过几十年的厕所革命。日本作家妹尾河童在1996年出版的《厕所大不同》中提到，日本以前的厕所也让人觉得灯光暗淡、臭气冲天，但进行坚定的意识改革，才有今天为世人所赞誉的厕所卫生。
日本的第一波厕所革命始于二战结束后。战后复苏让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势头迅猛，当时的许多厕所还是和式蹲厕，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还在建设当中，公厕不多也维护不足，所以一般肮脏不堪，于是政府建设更多公厕和提高卫生水平。第二波厕所革命始于泡沫经济时代，当时一批卫浴公司推出西式坐厕和智能马桶座，住家、酒店、商场、办公楼、火车站等纷纷引进这类崭新产品，但公厕卫生水平仍参差不齐。
后来，日本政府和私人业界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公厕卫生，地方政府制定严格的公厕卫生条例，日本才开始出现让当地人自豪，让外国人艳羡的公厕卫生。
妹尾河童早在1990年代已注意到，日本人已不称厕所为“便所”“御手洗”或“御不净”，而是“化妆室”。从“便所”到“化妆室”，凸显日本厕所文化的改变。厕所不只是排泄的地方，也是可以整理仪容的地方，也就更强调厕所整洁和卫生的必要性。
日本公厕乃至公共场所的高卫生水平，其实跟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有关。
日本人笃信神道，而神道最重要的价值观是纯洁，憎恶污秽和不洁。许多家庭从小培养孩子纯洁的品格，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干净与整洁。此外，日本社会隐含集体意识和趋同心理，人们尽量不特立独行，时时确保自己的行为与集体一致，不让自己的行为脱序，不随意弄脏公共场所是体现之一。
在日本旅行时就注意到，许多公共场所很干净，街上垃圾桶很少，人们把垃圾带回家处理，就连垃圾车也是非常干净和不带异味的。
这当然不是说日本所有公厕乃至公共场所都很干净。东京成田机场的公厕和食阁就很脏乱，相信原因主要是世界各地的旅客并没有相同的文化和意识。
新加坡其实有一个很有力的手段能提高公厕卫生水平——罚款，正如罚款能让人们在小贩中心用餐后自行归还托盘和餐具。只不过，唯有改变意识，才能长久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单是罚款。
（作者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第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