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俄乌局势显然正在朝着以满足俄罗斯，牺牲乌克兰来换取“和平“的方向迈进。这一倾向符合特朗普内心“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因此在笔者看来并不让人吃惊，同时，特朗普对乌克兰稀土资源的索取，也符合美国资本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绝不做赔本买卖的本性。只是，未来世界是否会被带入，或者带回到以“谁强谁有理”“谁弱谁倒霉”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值得全球支持特朗普的粉丝斟酌了。
笔者更关心的是，在当今全球变局中，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三个世界”的理论框架。在1970年代，中国领袖毛泽东提出以美苏两霸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其他欧美澳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于打破意识形态界限，把在意识形态领域原本和中国同属一个阵营的苏联，按照它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和实力，与美国一勺烩，而把中国按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程度以及被殖民半殖民的经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放到同一阵营，有利于中国在这个数量庞大的不发达国家阵营中获得更多盟友，并隐然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任。
时至今日，第一世界这个原本就很少实际使用的术语，随着冷战结束走入历史，第二世界向来极少使用，而通常被发达国家、欧美日、西方等概念指称，只有第三世界在学术研究、媒体以及日常用语中被广泛用，来指代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及要求平等、独立和发展权利的诉求。近期更加广泛使用的“全球南方”所指的其实大致是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更强调这些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相互合作，以及创造属于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叙述的话语权。
在笔者看来，假如以“实力”（power）这个概念重新思考和划分世界，“全球南方”的共同特点是“实力”——即一个国家“影响”他国，形塑国际关系结果，并实现国家目标的综合能力——不足，制造理论和话语的能力也欠缺，在实际的国际关系中，仍常处于被支配、被影响、被决定的位置。
以上述反观近10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笔者认为，新的三个世界正在成型。在当下这个后冷战和后反恐的时代里，以“实力”划分的第一世界事实上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三个大国。其中，美国虽已从巅峰滑落，但由于体量、科技、军事、金融综合实力，仍然具有对世界首屈一指的影响和支配能力，这也就是特朗普和副手万斯说话的底气所在。俄罗斯虽早已不复当年苏联之威，但首屈一指的疆域、资源、核武库仍然决定了影响力不仅不可忽视，而且即使在公然挑衅国际关系准则，并受到普遍谴责和制裁的情况下，仍难以被制服，其诉求甚至还要被中美充分考虑。
新的第一世界，重要新成员当然是中国。尽管中国在人均意义上的经济水准介于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在道义和外交策略上也愿意站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面，但它在全球的软硬综合实力及影响力，事实上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世界成员。笔者曾预言的中国软实力大幅上升，近期被动画片《哪吒二》席卷全球的票房奇迹再次证明。
欧洲等第二世界处境尴尬
在这个第一世界“三国演义”之外，光谱另一端的诸多全球南方（新的第三世界）国家，仍被经济贫困、环境、疾病和毒品、治理的无效和无政府状态等问题困扰，其间不少确实属于不幸的“失败国家”。它们对世界大局的影响终究有限。
笔者最为关注的，是新形势下的第二世界，那些既非不发达经济体，又在“三国演义”之外的国家，包括传统西欧和北欧发达国家，后来脱离苏联的东欧国家，以及后期加入发达经济体的韩国等，并认为，目前的欧盟以及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实质就是处境尴尬的第二世界。他们的经济并不贫困，但没有一个在领土、资源、人口、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能挑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大国。尽管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也是拥核国家之一，拥有欧洲首屈一指的军队数量和核动力潜艇在内的武器装备，但法国从未在现代战争和国际关系中起过任何核心领导作用。相比法国的30万现役军人加预备役的实力，欧洲另一“大国”德国的现役军人人数不过18万上下，而且面临物资和器械装备短缺。欧洲两强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如实力不济的南欧，向来不问世事的北欧，后冷战时代才逐步复苏的东欧，又如何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巨大影响力？
人们习惯于谈论“欧洲”，仿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元区的实现，真的制造一个作为实体的欧洲。事实是，今天的国际关系仍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主权和利益单位，“欧洲”的本质仅是一系列实力意义上的中小型民族国家的散装联合体。笔者认为，这就是“欧洲”尽管是最直接面临俄罗斯军事行动威胁的当事方，却始终要在美国督促、监督下才有所行动，而事关欧洲安全的事务，可以在美俄两强的两个强势领导人之间就私相授受的根本原因。
从新的三个世界框架中看主权民族国家乌克兰，尴尬地位和悲剧命运恐怕一目了然。笔者不得不说，大国政治固然也有它们的悲剧，但小国，特别是地理位置不佳又不能妥善处理复杂关系的脆弱小国，可能是更大的悲剧，因为这个世界凭实力说话的丛林本质，从来没有变过。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