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地公务员近期工作烦恼不断加重，除了地方债阴影挥之不去，各地政府在支付工资时也捉襟见肘。在收入可能受影响之际，他们还得更迫切地招商引资；在巨大的绩效压力下，低效更无法被容忍，遑论消极怠工躺平。
部分地方过去半年加码整治躺平干部，有些还公开羞辱不作为、反应慢、表现最差的部门和个人，通过颁发“蜗牛奖”“鸵鸟奖”“刺猬奖”以儆效尤。不过，这种负向激励做法颇具争议，能否让躺平者化羞辱为力量，并有效扭转官场多年弥漫的不作为之风，也必须打上大问号。
广东湛江麻章区去年9月向“躺平式”干部开枪，当时多达八人因不作为被调整，其中一名陈姓副局长被指作风拖沓、负责的项目推进滞后被调整岗位；一名区政府直属机构张姓公务员，因拈轻怕重、不注重能力提升也被调整。其他人则因空喊口号不在状态、工作敷衍学习散漫等理由被问责，引发舆论再度关注官场懒政怠政问题。
多地纷纷设立蜗牛奖羞辱不作为干部。中国官媒人民网11月底发文，指多地出实招亮剑躺平式干部，其中江苏泰州、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等地颁发蜗牛奖，与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年度绩效考核分数、奖励挂钩。
遵义红花岗区的蜗牛奖，将办事拖沓、敷衍塞责、漠视群众利益、问题整改不力等六种情形纳入认定范围。
去年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段来自四川官方电视节目《阳光问廉》的短视频广泛流传，显示三名身穿西装、面无表情的男子在遂宁船山的“排整提”专项行动专场中，分别在台上接过装裱好的鸵鸟奖、刺猬奖，蜗牛奖证书。
三人被迫拿着“奖状”合影，颜面扫地之余还要上台再丢人一次，被舆论形容“永远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少网民还表示“这种节目就应该全国推广”。
这三人均来自不同单位。来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官员，因城市管理不主动被授予鸵鸟奖；来自区住建局者，因四次退单被授予刺猬奖；来自区以下老池镇者，则因群众诉求推进缓慢被授予蜗牛奖。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管的大河网去年底发署名文章，评论各地兴起颁发蜗牛奖现象，指从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的“太平官”，到不尽职尽责、不积极担当、对工作被动应付的躺平式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可耻行径，不仅毁坏中共党员干部形象，让党政公信力蒙羞，也令公众深恶痛绝。
评论指出，许多单位之前原来设置先进个人、先锋示范岗等奖项，营造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但目前多地反向操作设置蜗牛奖，通过暗讽式“激励”，让获得者红脸出汗，提神醒脑，是有益的探索与进步，更是积极的反向激励。
评论认为，设置蜗牛奖旨在打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氛围，态度鲜明地亮剑作风病，让躺平者没面子，让慢作为的“蜗牛”慢不起、不作为的“踢皮球”部门坐不住，彰显中共和政府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信心与决心。
蜗牛奖起源
蜗牛奖最早在2016年初由江苏泰州设立，专治官员不作为，颁给全市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罚扣绩效。时任中共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在市委全会上说明设立蜗牛奖的初衷，希望倒逼各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快推进快到位。
泰州的蜗牛奖每季度公布一次，也可随时公布，涵盖范围广泛全面，落实到绩效考核跟踪的每个环节上，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个环节领奖。
此后两年，泰州先后向57个单位或个人颁奖，整改不力的“蜗牛”不仅丢面子，更有可能丢位子。
人民网梳理泰州往届蜗牛奖认定通报，显示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获奖”事由都较为具体，如拖延发放补贴、工作信息未及时更新、户厕改造不到位等。
蜗牛奖自2018年才开始被其他地方采纳效仿，包括浙江嵊州、浙江丽水缙云县、广东湛江遂溪县等地，同年还成为年度10大反腐热词。
尽管如此，蜗牛奖也并非完美。2018年7月，有江苏泰兴官员被上级部门督察后，担心被指责为不作为领到蜗牛奖，两个多月里拆除高速公路沿线300多块俗称“高炮”的户外广告牌，速度之快，让当地政府遭受违法强拆的质疑。
首倡蜗牛奖的蓝绍敏（61岁）也并未因此仕途高升。在离开泰州后，他一度升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主政“最强地级市”苏州。
蓝绍敏2020年9月首次离开江苏，跨省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并在2022年4月未满退休年龄（58岁）时，就转岗贵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居二线，隔年1月赴黑龙江担任正省级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至今，在地方上早已没有重大决策权。
不作为是去年中国官场最严重问题
中国官场躺平不作为之风盛行，可能也是蜗牛奖更多被采用的原因之一。中纪委今年1月底公布在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汇总情况，去年全年有超过22万人获党纪政务处分，当中多达逾9万人是因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而被罚，在众多问题中最为严重。
去年也有超过31万人被批评教育和处理，其中近14万因上述原因被罚。
《纽约时报》2月20日发文分析，比起以往，目前可能是中国政府最不能容忍官员懈怠的时候。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需要吸引投资者，激励普通民众，释放推动中国崛起的活力。
除了颁发蜗牛奖，中国各地目前还各出奇招，设置对躺平式干部的帮扶及转化机制，寻求遏制不作为的风气。
其中湛江麻章区去年11月出台较温和的惩罚措施，对领导干部治庸问责，并建立管理数据库追踪躺平式干部，实行动态管理，对转化效果好的躺平式干部及时销号“出库”，让躺平式干部“站起来”。
尽管如此，《纽时》引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刘东舒分析，地方官员不太可能被说服，因为政治大环境收紧的总体趋势很明显，即使政府目前鼓励官员积极主动，但这么做的空间也很有限。简言之，与其说地方干部公务员不作为，不如说他们当中不少是怕作为，地方官员活力很难被调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认为，奖惩机制影响干部行为，工作成果能否被看见、创新工作会否影响现有利益等顾虑，都会影响干部积极性。他建议优化相关绩效评估体系，设立流动或淘汰机制，将绩效高低与其挂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杨一指出，提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需要调整激励系统，对干部考核体系中的晋升、收入等方面设置更清晰明确的指引。
也有基层干部反映，形式主义的工作是诱发躺平的原因之一，这让人产生倦怠感，干与不干区别不大，价值感较低，“希望基层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更健全，让积极干事的敢干事，消极躺平的想干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句华曾撰文说，形式主义是基层工作负担的重要来源，大量的无谓事务增加基层干部的压力，成为他们躺平的外在诱因。她认为，除优化考核任用机制，治理干部躺平现象，也应从杜绝形式主义，为基层干部减负入手。
不难看出，中国公务员不作为的原因复杂，一方面可能受很多形式主义的重复性工作所累，一方面也缺乏激发积极性的外因，不仅投入回报率低，还可能不慎行差踏错犯下政治错误。
很显然，颁发公然羞辱人的蜗牛奖，不是根本扭转躺平之风的长远办法。官方应更多考虑如何通过正向奖励，调动公务员积极性，也应推出更多激励措施及更宽广的容错机制，方能更好提振公务员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