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3月初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与美国贝莱德公司所牵头的财团，达成关于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港口在内43座港口的原则性协议以来，国际社会对这一交易及影响，形成诸多不同看法甚至是争论。尽管目前这一交易已经由于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而进入一个前途不明的阶段，但只要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回顾，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过去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围绕港口、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所采取的行动，和本次交易获得诸多启示。
一、交易本身受到美国政府施压，同时港口交易涉及战略影响和世界经济秩序问题，“在商言商”的前置条件不复存在。
在支持长和交易的观点中，有人认为交易本身就是纯市场交易问题，而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则破坏了市场规则，如刘梦熊在《攻击长和资产处置属谬论且有违《基本法》》（3月18日《联合早报·天下事》）一文中便持这种观点，甚至提出“文革式批判”的说法并引用“警惕右、防止左”为观点做支撑。
如果长和—贝莱德交易真的只是纯市场交易，如何解释2月巴拿马法院要求审查长和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经营权的行动？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后，对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提出的要求？如何解释在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对涉及中国企业国际港口和港口设施的泛安全化处理行动？
如果像长和这样的顶级企业，在此之前完全没有将美国政府的压力甚至是恐吓纳入算计，便直接提出与贝莱德公司交易，那顶级企业未免也太好当了。如果长和完全将来自美国的压力、交易完成后的影响纳入考虑后，仍试图继续完成交易，长和在近期受到的压力、批评和有关方面采取的行动，便都能得到合理解释。
二、交易既是美国升级对华竞争的结果，也是美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新挑战。
回顾过去一段时期，美国对涉华企业国际港口的关注及展开的行动，“军事化风险”“泛安全化”以及“地缘政治”是重要的关键词。
涉华企业港口问题最初被美国纳入对中国的海军力量的监测内容中，即炒作中国有意将国际港口用作军事用途，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近几年随着美国国内泛安全化问题越发严重，涉及中企的港口问题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议程中。如拜登政府时期便对上海振华重工生产的港口起重机进行安全化处理，试图用美国生产的起重机替代，同时还禁止美国港口使用中国开发的物流信息管理软件LOGINK。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直接提出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加拿大等涉及国家主权的议题，突出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西半球地缘政治问题的考虑，而长和—贝莱德交易便直接涉及巴拿马运河问题。
按照美国政府逻辑，即中国企业运营的港口可能对美国航运信息进行非法收集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其他国家是否同样有理由担心美国会利用美国公司所运营的国际港口，收集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威胁它们的国家安全？
回答这一问题，恐怕美国的盟友会有发言权，毕竟“棱镜门”事件曝光还远没有久到被完全遗忘。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经营的国际港口，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掌握所谓中企非法收集信息的情况，美国国家宣传机器为什么还没有曝光宣传？
对于国际社会，美国“泛安全化”和“地缘政治”等两大因素，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产生持续影响。如果此前还认为美国只针对中国的发展针对、遏制，面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涉及主权言论、对乌克兰的矿产资源要求，和对欧洲在内的关税威胁，国际社会应该能够形成新的理性判断。今天的长和—贝莱德交易还只涉及港口、航运，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涉及其他行业呢？当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对欧洲国家产业和新加坡的国家产业进行交易时，欧洲和新加坡企业家还会坚持“在商言商”吗？
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退潮后，国际社会应该重新反思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与影响。
“在商言商”本质上从属于新自由主义逻辑，而这逻辑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新自由主义在当前遇到各种危机，更不能解释为何特朗普作为美国政府首脑，对世界经济产生如此大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在新自由主义退潮的背景下，更应反思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与影响，因为特朗普主义可以说是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新自由主义本身却不能解释它，透过本次长和—贝莱德交易，国际社会须要从新的政治—经济视角去认识新自由主义和特朗普主义，思考各国、各地区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自身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出路。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