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海空军迅猛扩张，以及在周边海域和第二岛链的推进，表明中美之间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已难以调和。“亚洲问题”因此再次成为焦点。这远非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或“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之类的肤浅期待，所能够轻易化解。
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几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尼克逊对华“友好”、1969年美国“拯救”中国，以及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这些认知深刻影响中国公众和精英对美国的看法，但在很大程度上掩盖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现实利益与战略考量。
1972年，尼克逊访华，中美结束长期对立；1978年底两国建交，中国迈入改革开放。自此，美国取代欧洲，成为邓小平及后继者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参照。在中国重返国际社会、完成从“革命国家”向“正常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美国的确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美国的软实力影响，使不少中国精英在对美认知上产生偏差，尤其是在评估美国领导人及对华政策时，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这种基于期待而非事实的认知，容易把美国道德楷模化，并与中国官方对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相互强化，进而模糊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动因，也影响对中美关系本质的理解。
英国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学者考克斯（Michael Cox）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从未基于利他主义，而始终以“自利目的”为驱动，对华政策亦不例外。美国情报官员出身的学者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写道：“美国在帮助中国建立繁荣经济、发展科学与军事能力，并在国际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相信中国的崛起将带来合作、外交与自由贸易。”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基本属实，但主要适用于1980年代。当时，美国虽不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但因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对西方抗衡苏联至关重要，因此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现代化援助，包括技术转让。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资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也主张援助中国，认为有助于推动民主化。
中美事实上的结盟，被西方冷战史学家视为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结者”的角色。美国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最终在实力对比上压倒共产主义阵营，战略收益不言而喻。
在中国官方叙事中，尼克逊一直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而，正是他的坚定反共立场，才促成那场“改变世界的一周”之旅。尼克逊的战略意图并非出于善意，而是通过“遏制但不孤立”政策，促使中国放弃输出革命，融入国际体系，从而削弱对世界的潜在威胁。在他看来，中国长期的外交孤立，正是美国利用中苏分裂、重塑全球战略格局的契机。
尼克逊是一位冷峻的现实主义者，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在他的世界观中，“友好”与“利他主义”毫无意义。他访华的短期目标，是借助中国在北越的影响力，帮助美国从越战中脱身——此时，“退出越南”已成为美国最迫切的政治目标。
他之所以看重中国在越南问题中的作用，源于苏联外交的重大失误。广泛流传于华人世界的另一个“神话”认为，1969年美国出于“道义”保护中国，阻止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实际情况是，尼克逊原本寄望于苏联解决越南问题，并推动与苏联达成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但苏联乐见美国深陷越南泥潭，并在国内政治中分裂，拒绝回应美国的请求。此背景促使尼克逊实施“联中制苏”战略。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如果苏联在此时伸出援手，帮助美国体面撤出越南，美国很可能会对苏联核打击中国的计划持“善意中立”态度。
正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尼克逊，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反对对中国实施制裁。背后原因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好感，而是为了利用中国来制衡苏联和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国官方始终回避提及，这位曾渴望诱导中国变化（induce change）的“老朋友”，在1994年临终时，曾向友人悔恼自己一手设计的“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称：“我们可能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
对华最终目标是塑造为“维持现状的大国”
《百年马拉松》在中文世界曾一度热销，但在西方学界未获广泛认可，因过于宣扬美国官方立场，且美化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实际上，正如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中国成为“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另一位学者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明确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塑造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非“修正主义强权”。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中国官方“和平崛起”一说做出表态，明确美国政府的长期立场。他指出，自尼克逊时期起，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即“维持现状的大国”。换言之，中国只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扮演二流强国角色，而绝非某些大陆政府理论家所幻想的，与美国共治世界的“共同经营者”。
美国在这一立场上非常坚定：绝不允许中国成为第二个德国或日本。这种完全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不会受中国“重中之重”的对美方针，尤其是“韬光养晦”策略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至今仍津津乐道于“美国帮助中国入世”的神话，而美国也乐于传播这一说法。但事实上，在中美入世谈判中，美国是所有世贸成员中对中国要求最为严苛的国家。剑桥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彼得·诺兰甚至将中美入世协议比作《南京条约》。美国“欢迎”中国入世的动机有三：首先，中国当时国力尚弱，完全不值得美国焦虑；其次，美国希望借此机会将跨国公司引入中国市场；最后，美国有意推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化”。
正如我在此前文章中提到，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息息相关。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离不开中国的外交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突破入世承诺，尤其是充分利用西方主导的“全球创新基础体系”，从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尽管如此，中国仍未完全实现经济现代化，依然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面临日益加剧的“拉美化”潜在风险。
须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美国官方说法相反，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未受到威胁，反而因中国入世得到极大促进。然而，经济规模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尽管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体量的急剧膨胀，已然引起美国的深刻忧虑，尤其是在中国因产能过剩和资源短缺，不得不大规模“走出去”，争夺全球市场和资源的背景下。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海空军迅猛扩张，以及在周边海域和第二岛链的推进，表明中美之间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已难以调和。“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因此再次成为焦点。这远非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或“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之类的肤浅期待所能够轻易化解。
“亚洲问题”是由美国海权理论大师马汉（Alfred Mahan）于1900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帝国控制从小亚细亚（即土耳其）到印度再到朝鲜半岛的广阔区域，将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威胁。因此，美国必须联合英国、德国和日本，避免这一地缘政治灾难。马汉还指出，拥有漫长太平洋海岸线的中国，如果能够有效组织政治体制，成功从陆权国家转型为海权国家，将对西方构成更大的挑战。
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充满忧患意识，并深谋远虑。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定位，始终取决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面对中国崛起，“亚洲问题2.0”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正因如此，破除中国精英对美国认知中的误区与神话，对于更清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本质，至关重要。这也将为实现类似俾斯麦式的外交革命提供宝贵思路。笔者认为，通过有效的外交，努力减少并化解外部敌意，以最小代价推动中国民族复兴和崛起，不仅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实现。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