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构主义”视角中，无论是“百年国耻”的记忆，还是“勿忘国耻”的呼唤，都是一个认知体系和话语建构过程。这一建构正在被更为实证和严谨的学术研究逐步质疑，使公众的历史知识逐步恢复到一种理性和平衡的状态，而不至于一味被创伤记忆和雪耻情感所驱使。
在笔者看来，很多在中国和在海外的华裔国际关系学者，都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之间在“无政府状态”下基于自利和自保所展开的权力竞争，但也被现代批评者认为忽视文化因素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尽管国关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仍然有着重大影响，但笔者认为，研究者和观察者也应该重视国关研究中另一个更具当代意识的流派——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提供一种超越物质因素，强调社会关系、观念和身份的新视角，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国家的行为不仅仅由物质力量（如军事实力、经济能力）决定，还受到观念、身份认同和相互理解的影响。笔者必须指出，建构主义思维基本上符合英语学术界在社会科学诸多门类——不论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当代趋势，即某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反对将某种现象和理念当成绝对和恒定的政治事实，而重视观念、认知、认同、视角、集体记忆的作用，并主张以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对任何模式和理念都进行历史语境中的步步还原和解构。
建构主义视角强调一切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是一个动态过程，并没有内在和客观的绝对性和神圣性。这种进路也认为，任何制度，如蓄奴制，都是一定观念的产物，也会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和进步而被修正甚至废除。以建构主义视角审视现实主义理论，则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逐步建构起来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每个国家都须要生存，但针对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佳方式，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御，其实并无绝对答案，具体行动是决策者自身的价值观、主观认知框架，乃至情感和个性所形塑的结果。
例如，俄罗斯是应该在乌克兰并没有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基于假想而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还是应该首先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并遵守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关于包括俄罗斯等相关国家承诺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条款。这本质上可以说就是基于领导人个人判断和双方历史关系的一个认知问题。
在实证面前未必经得起推敲
如果把这个角度放到中国，同样，认为中国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因而追求民族复兴有合理性，应予以充分尊重和理解，中国军事文化总体上以防御为主，这是一种认知；而像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一样，认定中国有宰制全球的扩张野心，也是一种认知。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史观中，“百年国耻”可说是中国人共有的主流历史叙事和记忆。这种叙事强调近代中国作为弱国，在帝国主义的外交和侵略战争胁迫和霸凌下，不断承受屈辱，不懈抗争，并最终站起来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体记忆和通过历史书写和教科书编撰进行的知识建构，衍生出“弱国无外交”这个著名结论，使得中国人大致都接受国家的实力是外交基础，弱国必然外交失败的逻辑。
但是，这种话语在实证研究面前，未见得完全经得起推敲。中文世界里近年来的历史学研究——也包括较早但视角有所不同的著述，如蒋廷黻初版于1934的《中国近代史》——不断揭示出一系列事实，证明清政府在处理外交方面，本身就有诸多失误和认知局限，以及在大陆的民国时期，包括从1912年到1927年的北京政府，和1928年到1949年的南京政府的两段，中国外交官都通过爱国而又高度专业的外交家如顾维钧、宋子文等人的努力，维护国家尊严，并尽可能收回晚清时期失去的种种权利，如关税自主，或者获得合理赔偿。这样的新认知，其实有助于中国人适度摆脱过度情感化和宣传化的“国耻”和“弱国无外交”认知，也获得对外交工作专业性的尊重，了解到尽管不是每一项外交谈判和争取，都及时被媒体报道和写进教科书，但这些工作其实一直都在进行。
然而，震惊世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正副总统特朗普与万斯在白宫的当众争吵，以及泽连斯基明显可见被围攻的弱势地位，尤其是以不是自己母语的英语交流，而被英语是母语的两个美国领导人轮番言语轰炸，包括用食指指着说话（在英美文化中这被视为极度敌视和粗鲁的动作），在本已深深内化“百年国耻”意识的中国受众心里，无疑再次刺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唤醒曾经也被羞辱的共情，并再次强化本来已被质疑的“弱国无外交”论。在这里，中国人很容易对乌克兰产生“建构主义”意义上的情感“认同”，正如晚清时期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也对东欧弱国波兰产生强烈共情一样。
笔者想再次指出，在“建构主义”视角中，无论是“百年国耻”的记忆，还是“勿忘国耻”的呼唤，都是一个认知体系和话语建构过程，英文中的相关研究可谓多矣。这一建构正在被更为实证和严谨的学术研究逐步质疑，使公众的历史知识逐步恢复到一种理性和平衡的状态，而不至于一味被创伤记忆和雪耻情感所驱使。但可惜的是，特朗普和万斯恰恰提供一个绝妙例证，证明一个弱小国家的合法领导人，即使在21世纪20年代，也一样可以被当众羞辱和训斥，而且被逐出主人的地盘。美国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对外关系认知建构的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确实可以反思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从何而来。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